回顾漫长的中医药文化史,源远流长,宝藏丰富,几千年以来,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彰显着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。
商代始创汤药
在药物剂型上,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,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。伊尹为商汤时大臣,他所发明的汤药,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,提高药效,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,迈出了可喜的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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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秦国良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疗后,曾经这样议论说:“天有六气,降生五味,发为五色,征为五声,淫生六疾。六气曰:阴、 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分为四时,序为五节,过则为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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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议论中阴阳、五 味、五色、五声等概念的形成,说明在春秋时期,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。
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,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, 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,其标志是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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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、法、方、药的辩证施治原则,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。
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初成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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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时,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。王叔和整理编次《伤寒论》和撰写《脉经》,皇甫谧编著《针灸甲乙经》,以及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和雷敦的《炮炙论》等,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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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时期,由于战乱频繁,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,因此,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。比较著名有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,陈延之《小品方》、《范汪方》,姚僧垣《直验方》和无名氏《刘涓子鬼遗方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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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,从基础理论、临床各科,到养生保健,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,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此外,杨上善、王冰对《内经》的阐发,王焘《外台秘要》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,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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